容，遵太祖不征讨之旨，当真是荒谬！”

郁新拿着方孝孺的奏折，很是为难。

自己与解缙反对朱允炆将事态扩大，不出动水师追踪与剿灭陈祖义，不对倭国作战，归根到底，不是因为不想支持，而是因为国内问题太多，西北事，北平事，耗费了朝廷太多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经不起更多折腾。

当朱允炆勒紧腰带，下定决心收拾陈祖义时，解缙与郁新是点了头的，户部尚书夏元吉都没反对，而是旗帜鲜明地支持为阳江战死的军士报仇，夺回船匠，朝臣中请战派居多，在这种情况下方孝孺唱反调，不是出于现实的困难，而是出于儒士的宽仁，这就有点胡扯了。

儒家的宽仁，不是佛教的光，啥时候也普照到了敌人脑袋上？

谁若是对杀了阳江军士的倭人说一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估计朱允炆会先举起屠刀砍他全家，然后放下屠刀，回武英殿继续当自己的“佛”。

国家有国家的尊严，有国家的底线，人家都不给你尊严，践踏你的底线了，你还眼巴巴地凑上去说，你打了我左脸，我还有右脸可以给你打，哪怕你把我打成猪头，我也是宽仁的，博爱的，咱们是好朋友，我不会对你动刀子。

这种逻辑与思维，迂腐到郁新都感觉到可怕，可偏偏这迂腐的话语是一个大儒说出来的，他的背后，还有着一个个信服他的人。

郁新叹了一口气：“是有些荒谬，可这奏折已送到内阁，想来六部也已知晓，朝臣都在看着内阁与皇上的态度，若拟写反驳之词，为方希直发声者必众，明日你我便会被他人攻讦弹劾。若不作处置，直接转给皇上，也必会被皇上斥责。”

解缙头疼就头疼在这里，方孝孺背后有一群儒生，不说一呼百应，但喊一嗓子叫个十号人还是有可能的，虽说自己不怕弹劾，但也不想总被人摁着骂啊，鬼知道这些人能想出什么词，万一牵强附会，把自己给拉下去，可就真冤枉了。

“遵本心吧。”

解缙下定了决心，不能什么事都让朱允炆抗，自己需要有当盾牌的觉悟。无论是水师对陈祖义，还是大明对倭国宣战，这都是政治正确的事，自己理应去做，也不应畏惧。

立场，不取决于别人的声音在哪里，而取决于自己的脚站在哪里。

郁新看着解缙挥毫，写下了一段评判：

希直言，妇孺闻尤唾之。

臣缙进言，革其思政学府博士之职，以观后效。

简单的字，透着满满的嘲讽，带着反击的刀锋。郁新担忧地看着解缙：“如此一来，你与方希直之间就没转圜余地了。”

解缙冷哼一声，颇是不屑：“他若不服，大可带弟子来战，解某人还没怕过他。”

郁新沉思了下，摇了摇头，提起笔在解缙评语之后又添加了四个字：

臣附议。

解缙有些诧异：“你与方希直私交不错，这样做的话怕会……”

郁新转过身，坚定地说：“国事岂能容私情左右，虽说朝廷对倭国宣战有些仓促，以当下水师力量也很难远征倭国，但倭国军士犯我阳江，杀我军士，若不亮明态度，大明还有何威严。正如梅殷所言，天下人都在看着朝廷，我们不能退啊。”

解缙整理好奏折，感叹道：“可惜，他们看不懂，总一位宽仁四方才是治国之道，总认为国虽大好战必亡。你看着吧，反对之声怕会不绝于耳。”

郁新自是清楚这一点，儒士所接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在对外上过于宽容，总希望寻求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，这些年来，朱允炆兴盛文治的同时，并没放下过武功，或许这种开拓、战争与冒险，让他们不安吧。

事实上，自己也不安。

郁新坐了下来，陷入沉思，从目前来看，朱允炆所作所为并没有错，只是感觉这一切发生的有些恍惚，总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，似乎这一切的对策，早已摆在了朱允炆的桌案上，阳江事件的出现，恰恰给了朱允炆这个机会。

梅殷也好，铁铉也好，都极力主张对陈祖义出动水师，可没一个人主张对倭国宣战的，更没有一个人能想到派遣使臣去朝-鲜，商议借水道或合击倭国，可偏偏朱允炆的三道旨意中，只有第一道是针对陈祖义的，第二道与第三道都是针对倭国。

这个皇帝，对倭国还是一如既往的，嗯，苦大仇深？

没错！

就是苦大仇深的感觉。

从建文元年赶走倭国监生，下旨禁绝倭国进入大明及海域，到后来整顿沿海卫所，清剿倭寇，再到如今彻底宣战，甚至有对倭国斩尽杀绝的意味。

看过往，只是与倭国沾边，朱允炆就没打算善罢甘休过。

郁新甚至怀疑，若是鞑靼、瓦剌犯边，杀了大明几百军士，朱允炆很可能不会如此态度，最多也就是加强戒备，找机会收拾过来。

朱允炆看到了方孝孺的奏折，对这位大儒的耐心也消磨殆尽，下旨传召方孝孺入殿，没有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方孝孺出宫这段路上摔了三个跟头。